李白传奇与史实

李白传奇与史实

裴斐

我从缪师学业仅一年，那是解放前，在华西大学中文系。以后多是书信往复，相见则交谈甚契。缪师真正是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和著述事业，他博通文史、治学严谨，能容考据与义理、辞章于一炉。今代学者，才、学、识兼备又能独树风格如缪师者不多，其朴实无华、勤奋执著、做事一丝不苟及笃于师生情谊之高尚风范更是难得，两方面缪先生都永远是我的老师。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关于李白历史，误将传奇当史实的情况，历来就有。

今举其尤著者。一曰命高力士脱靴，始见于中晚唐诸家稗说：旋被采入正史。段成式《酉阳杂俎》：“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昂，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刚见面就叫脱鞋，李白也居然伸出脚去叫高力士替他脱!如此怪诞不经之谈，《旧唐书》将其收入李白本传时做了修改，说是他待诏翰林之后，“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不是皇帝要他脱，而是他自己酒后放肆。《新唐书》本传亦云：“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复云：“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妃；帝欲官白，妃辄沮之。”将此事与杨妃联系，则采自韦睿《松窗杂录》：“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按指《清平调词》)……力士日：‘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妃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别的不说，高力士与杨妃之间的密谈从何得知?明明出于好事者杜撰。命力士脱靴亦决无可能。按两《唐书》，高力士在玄宗朝，就连李林甫当宰相都得走他后门，肃宗在东宫时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为阿翁，附马辈则呼之为爷，到天宝初已进封为渤海郡公；李白即使乘醉，命其脱靴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又按李白宫中作品，和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所说“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相反，无论奉诏作词，侍从游宴或是书怀酬赠，都显得异常拘谨，说明他对自己当时的身份和处境十分清醒，实无可能做出那种荒唐事。若果有其事，满可引以自豪，出宫之后不会不讲，天宝年间不敢讲，到了高力士失势以至被放的肃宗朝总该讲，但他至死不讲；非但自己不讲；熟知他的杜甫、魏颢、李阳冰等人亦不曾讲；足见苏轼叹为“气盖天下”之举，源出子虚乌有先生之说。

二曰李、郭互救，此说最早见于晚唐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按指其从永王一案)，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乐史《翰林别集序》及《新唐书》本传均采纳，因而广为流传，后之作者信之不疑。清人赵翼始辩其诬：“(白)如果有德于子仪，岂无一字乞授?或即道远不相及，而子仪救释之后，何又无一字述其恩、记其事?则此事之有无，未可信也。”(《瓯北诗话》卷一)今人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征引《金石萃编》卷九十二《郭氏家庙碑》所载子仪仕历后云：“就其官爵考之，天宝以前子仪实未尝任职并州。又自开元顷至天宝八载，其间子仪凡升迁十三次，设平均以二年半升迁一次计之，则开元二十三年(按是年李白客并州)当为左威郎中将或安西副都护，官爵如是之高，岂得尚谓之居行伍间耶!岂尚劳太白奖重之耶!犯法后又岂一客居文人如李白者所可脱其刑责耶!即使子仪特晚达，则是时至低当为城皋府别将，亦不得谓之居行伍啦也。可知太白解救汾阳之说，纯属伪托。”所言极是。至于郭子仪之救李白，詹氏曰“确否虽未可必”，窃谓此亦必不确；如确有其事，一位功高德劭之中兴名将为己赎罪，只字丕提，岂不怪哉!

三曰酒醉捉月溺死并骑鲸飞升。五代王定保《摭言》：“(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此说正史不采，但屡见于文人歌咏，辛文房《唐才子传》一类别史稗说以及若干方志亦载。骑鲸之说，始见于晚唐五代间人贯休《观李翰林真》：“宜哉杜工部，不错道骑鲸。”大概他见到的画像便是骑着条大鱼罢?按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中“南寻禹穴见李白”一作“若逢李白骑鲸鱼”。到了北宋，文人歌咏便将骑鲸与捉月连起来，如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郭祥正(功甫)《采石渡》；“骑鲸捉月去不返，空余绿草翰林墓。”金代李俊民《李太白图》：“谪在人间凡几年，诗中豪杰酒中仙。不因采石江头月，那得骑鲸去上天。”传奇之说，陈陈相因，歌咏者不必相信实有其事。问题在于，溺死并葬于采石有无可能?关于李白死因，李阳冰《草堂集序》曰；“疾亟”，刘全白《李君碣记》日“疾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曰“卒于此”。都不说得的什么病；到了皮日休《李翰林》诗中才突然冒出个“腐胁疾”，李白自己从未提起，为他撰集序与撰墓碑者从未言及，皮氏去白之殁已上百年，从何得知?郭沫若据此孤证断李白之死因，窃谓不妥。并于李白葬地，范传正言之凿凿：初殡于龙山东麓，元和十二年迁葬于青山之阳。第白居易《李白墓》有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今人顾学颉《自居易年谱简编》将此诗系于贞元十五年(799)，朱金城《自居易年谱》则将其系于元和十三年(818)，都是根据白氏行踪推定，未知孰是，要之去李白之殁均不远；白氏认为李白坟就在采石江边。再如杜荀鹤《哭陈陶》：“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孤坟各三尺，却曾开解哭君心。”项斯《经李白墓》：“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身殁犹何罪?遗坟野火燃。”贯休《古意》；“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宁知江边坟，不是犹醉卧?”可见，唐代采石江边确有一个李白坟，并非后世所谓衣冠冢，而是埋有李白真骨的坟；至少当时不少人这样认为。于是王琦修订《李太白年谱》时提出：“岂死不吊溺，史氏为白讳耶?”按《礼记·檀弓上》：“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又，唐人文献中屡见采石墓与青山墓，龙山墓之载则仅见于范氏碑序。去范氏不远，裴敬于会昌年间所撰《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但曰“死宣城，葬当涂青山下”，亦未言及初葬龙山事。会不会是范传正为尊者讳，诳称采石墓为龙山墓?宋人赵令畴《侯鲭录》便认为青山墓系范传正由采石迁去。王琦之疑不无道理。当然也不能断定。要之，根据现有文献，采石江边当先有一个李白坟，然后才出现下水捉月以至骑鲸飞升之说(白居易等人诗中均无此说)；捉月与骑鲸固属“好事者为之，”溺死并葬于采石则不无可能，须分别看待。

上述三大传奇，前二已载入正史，实属无稽。虽然，使唤一个势倾天下的大太监为一个穷文人脱靴，何等痛快!故人们乐于传播，有诗有画还有戏曲和小说；李、郭互救，则或为李白开脱，或为其评功摆好，同样出于同情与赞赏，故亦流传不绝。但传奇究非史实，并且现在已有充分理由断定其有悖于史实，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在学术论著和普及读物中将其作为史实来引用。至于酒后捉月与骑鲸升天，亦不失为绝妙的艺术创造，使李白的死也不同凡响，显得很美；现在谁也不会将其视为史实，但同时传说背后可能有的史实依据也未引起注意。如上所述，力士脱靴与李郭互救断无可能，溺死并葬于采石则有可能。有此可能，但无法确证。无论肯定或否定均无法加以确证，只能视为千古疑案。

关于李白生平，近世尤其是近年来又出现许多新说，共计不下十数种，今仅对其中影响最大的两种加以评说。一曰出生于碎叶，一曰开元十八年入京；按此二说均由郭沫若肇端，后又经多人补充、发挥。

先说出生于碎叶。

此说之渊源，可追溯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举其要者，如冯承钧《唐代蕃胡华化考》(载《东方杂志》1930年9月号)，认为李白生于大食(阿拉伯)；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清华学报》10卷1期，1935年1月) ，断定李白为西域胡人而未言生于何处；胡怀琛《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载《逸经》1期，1936年3月)，认为李白生于咀逻私城(索叶即碎叶城以西，属西突厥)。诸家所说不一，但都认为李白生于西域，并且都是以五岁入蜀为前提。五岁入蜀，其文献根据有二：一是李阳冰《李翰林集序》与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均言及李白先世尝徙居西域——李曰条支，范曰碎叶——而李家入蜀在神龙初(705)；再是李白于至德二载所撰《代宋中丞自荐表》，自称时年五十有七，由此上溯知其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

郭沫若写于1970年、出版于1972年之《李白与杜甫》，首章题目便是“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其说同样是以五岁入蜀为前提，但力驳陈寅恪之西域胡人说，亦不同意生于大食(阿拉伯)之说。他认为范《碑》所谓碎叶“即托克马克，在现在的苏联吉尔吉斯境内”；至于李《序》所谓条支，乃是碎叶之上的大专名，“所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李白生于西域之说早经提出却未受注意，而郭氏碎叶说一出便被包括《辞海》、《辞源》在内的工具书以及教科书普遍采纳?这里有个政治背景。郭氏《李白与杜甫》刚出版，江青便在北京体育馆万人大会上宣布：“郭老考证出李白生于碎叶，是在政治上立了一大功!”(见当时传单)，于是郭氏碎叶说被载入外交部关于中苏边界谈判之正式文件(直至八十年代初，马鞍山李白纪念馆陈列橱里还赫然放着该文复制件)，谁敢不从?其实就从政治上讲，也并非“立了一大功”，而是闹了个大笑话!沙俄曾侵吞我大片领土，自有充足历史文献为证，何须举出李白出生地?如果一个人的出生地就能判断领土归属，岂不乱了套?

近二十年来，关于李白出生地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由郭氏新说之发表引起。最初的文章均为支持郭说，或对其所考证之碎叶地望有所修正。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又出现竞立新说的热闹局面。归纳起来，计有中亚碎叶说(关于碎叶位置又其说不一)、焉耆碎叶(今新疆境内)说、条支(今阿富汗境内)说和长安说；自然也有坚持生于蜀中之传统旧说者。从文章数量上看，还是中亚碎叶说占有优势。

纷纭之说虽多，要不外蜀中说与非蜀中说两家。这是因为，凡属非蜀中说，无论其具体主张为何，都是以五岁入蜀为前提；而蜀中说否定这前提。有趣的是，观点针锋相对，主要文献根据却又是一致的。兹将举世公认最具有权威性的三件摘引如下：

蜀之人不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魏题《李翰林集序》)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如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略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未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成取所象。”(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

所述李白身世详略有别，却都是说李家迁蜀之后李白才降生。然则为何近世又出现生于异域之说?这是因为，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谱》根据李白《代宋中丞自荐表》推定，其生当在武后长安元年(701)；而李《序》范《碑》所述李家入蜀又在神龙初(705)。王琦发现这个矛盾，于是问道：“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这才引出近世之争论。附带说说：王琦提出疑问时未做结论，但在《年谱》跋文中却有“太白生于蜀中”之说，可见其是相信“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的。再要附带说说的是：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开篇便认定李白生于  长安元年(701)，可在该书第五章又断定《代宋中丞自荐表》为伪作，殊不知王琦之后众所公认的李白生年正是根据此表推定，你要否定此表你那五岁入蜀及生于碎叶之说岂不没了依据?更有趣的是，近来又有人踵武郭氏认定《代宋中丞自荐表》为伪作，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我认为李白是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生于蜀中。”(姚传彬《李白生年与出生地考辨》，载《大学语文研究》1991年1月)

从二三十年代到现在，所有非蜀中说者莫不是抓住李《序》范《碑》中“神龙”这个年号做文章，对同一文献中关于李家入蜀之后李白才降生的记载，只有胡怀琛做出过这样的解释：

也许有人要说：李阳冰《草堂集序》分明说道：“……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是说明李白是生在巴西，为甚麽今说他是生在   逻私城呢?我答道：这大概是李阳冰不愿意说他是生在   逻私城罢。本来五岁到巴西和生在巴西，相差不多……以为这样说，才能肯定他确是正式的中国人，而不被旁人歧视。横竖相差不多，极容易蒙混得过。(《李太白的国籍问题》)

虽纯属臆测，也算一种解释。在其他人的文章中就连这类解释也没有，他们乾脆加以回避，好像李《序》范《碑》中根本不存在李家入蜀在前、李白出生在后的记载似的。至于魏颢《序》，那里边但有“身既生蜀”之载，却无神龙入蜀之说，自然更是不提了!而该文的权威性众所周知决不在李《序》范《碑》之下。好不容易，终于在《宁夏教育学院报》90年1期上见到《李白生于江油新说平质》一文，作者认为魏《序》所说“身既生蜀”之“生”乃生长、生活之谓，非谓出生；第与李白并举之蜀人中还有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陈子昂，你能指出其中任何一位不是出生于蜀，而仅是生长、生活于蜀吗?这样解释未免太随意了。

既然魏《序》、李《序》、范《碑》所载李白之生均在蜀中，而王琦考定之李白生年(701)又为论者普遍接受，对于李《序》范《碑》所载李家入蜀时间就只能采纳王琦这一解释：神龙初(705)乃神功初(697)之讹，别无选择。神功与神龙相去不运，功与龙韵亦相邻，为说明这两个年号容易互讹，作为一个旁证，我在《评李白出生碎叶说》(载《李白研究论丛》第一集)中，尝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唐本传所载唐璇仕历，证明岑仲勉《唐史余渖》所引《唐璇碑》中“神功初”确系“神龙初”之讹。于是有人驳道；神龙初讹为神功初固然可能，神功初讹为神龙初则决无可能；因为神功仅一年，又是到了九月才改元，一个实际只存在四个月的年号怎能称初?(李从军《李白考异录·李白出生地四家之说是非辨》)我答辩道：惟是年九月改元，称“初”正为与改元之后相区别，并举《新唐书·王琳传》“神功初，清边道大总管武攸宜破契丹凯还”云云为证；按《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载此事于是年七月，据此不但王琦所说“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可以成立，我们还能进一步认定李家入蜀当在神功元年正月至八月之间——即九月改元以前——这段时间；详见拙文《李白生于蜀中补证》(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2．20．)。或问：为何那样凑巧，李《序》范《碑》都将神功误为神龙?曰：范《碑》实由李《序》传讹。如前所引，范氏仅见过十数行业已“纸坏字缺”之伯禽手疏，而所述李白身世颇详，若将其与李《序》对勘，处处可见踵武之迹，增益有限。

近世关于李白出生地与李白家世的讨论，总纠缠在一起，其实是可以分开的。笔者坚持李白生于蜀中之传统旧说，同时亦认为李白家世存在许多疑点。最大的疑点便是姓氏。李《序》范《碑》均称李白家世尝隐易姓名徙居西域，至白父迁蜀白降生之时才恢复李姓。既然“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到李白降生时李唐王朝已建立八十来年，为何迟至此时才复姓?此一可疑也。李白排行十二，为何前边十一个亲兄或堂兄降生时都不复姓，非等他降生时才复姓?此二可疑也。既然本姓李，复姓时何须“指李树而生伯阳”  (用老子降生典故)?此三可疑也。李《序》范《碑》均称白为陇西成纪李  九世孙，为何天宝元年有诏凡李  之后皆入宗室而未见其列入?此四可疑也。出蜀后所称从叔从弟之类，为何辈份间存在那样大的混乱(详见孙楷第《唐宗室与李白》及詹《李白诗丛考·李白家世考异》)?此五可疑也。其父名客，又无字、号，亦属可疑。

再从李白自身看，问题似乎更多。首先，王琦所说太白出蜀后“绝无思亲之句”，这点就很值得注意。不过，仔细找找还是能找出一句，便是身陷囹圄作《万愤词》有云“恋高堂而泣血”，此即司马迁所谓“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之类，且仅此一例。此一可异也。王琦尝疑其出蜀时父母已仙化，然则兄弟如何?在他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兄与弟中，你就举不出哪一位是亲兄弟或堂兄弟；唯《万愤词》中有“兄九江兮弟三峡”一句，从上下文看像是亲兄弟，仅此孤证亦不足徵。照理他该有许多哥哥，或者还有弟妹，平时诗文中却从不念及，与老杜之手足情深相比何啻霄壤?此二可异也。一生前后四娶，此正如日本学者笕久美子《李白结婚考》(载《中国李白研究》90年下集)所说：“李白身为一家户主，或作为一个丈夫，是指望不上、靠不住的；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与家庭不相称的人。”此三可异也。以上三点，至少说明李白家庭观念与汉族儒家文化相去甚远。关于李白的外貌，有人将“眸子炯然，哆如饿虎”(魏《序》)，作为李白本西域胡人的证据，则无说服力；这样的眼睛在汉族人中也是有的。或又将身材高大作为李白非汉族人的证据，则不仅无说服力也违背事实；李白自云“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须知唐代的尺比我们现在的短得多，七尺只是中等身材，何况不满七尺。至于说李白懂外语，这倒有可能。但仅举出他曾在宫中起草《和蕃书》来证明则不行，因为无法肯定他是用汉文还是用蕃文写的。在《古今小说》第四回《李青莲醉写吓蛮书》中，才写明李白修书用的外文(那是写给渤海国的)；明明出于小说家附会，冯承钧、胡怀琛都相信“必有所本”，此不可解。值得注意的是魏《序》所载李白两个儿子的名字，胡怀琛最先提出：“明月奴和颇黎，都不像是中原人命名的习惯，这也疑是突厥化。”但未加以论证。今读刘文性《维吾尔族人名中的文化透视》(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服》90年4期)一文，有云：“颇黎，实际上便是突厥语—今天的维吾尔语bφry(苍狼)的音译。因为维吾尔族的先民乌古孜部落就以苍狼为图腾。”又椐友人马树钧教授见告：明月奴，当为突厥语ay(月)nur(光)之意、音合译(nur之r发音极弱，故译为“奴”)；据告至今维族仍惯以aynur(月光)命名，唯多用于女姓。李白女儿名平阳，儿子则名明月奴，或许是一种诙谐吧?如是，李白儿子的命名——一名明月奴(月光)，一名颇黎(苍狼)——均与突厥文化有关，当初胡怀琛的怀疑不无根据。由于存在上述可疑与可异之点，近世兴起关于李白家世出身的热烈讨论，应该说事出有因。归纳一下，计有陈寅恪为代表的西域胡人说，以胡怀琛为代表的胡化汉人说，以俞平伯为代表的非李姓汉人说(《李白姓籍贯种族的问题》，载《文学研究》57年2期)，由孙楷第肇端的李唐宗室说(《唐宗室与李白》，载《经世日报》1946．10．30)；李唐宗室，后又具体为李达摩之后、李轨之后、李建成之后，李抗之后诸说，恕不一一胪列；还有人认为李白系李广、李陵之后，并为之勾勒出自汉以降七百年间之传承世系(《李白先世之谜》载《唐代文学论丛》第8集)；也有混血儿说(《谈李白的家世之谜》载《台湾时报》1984，10．28、《关于李白氏族的研究》载《求是学刊》86年3期)。恕我直言：聚讼之说“皆有所本”，却又没有哪家是真正站得住的，愈是说得具体就愈叫人起疑。理由很简单；关于李白家世——虽然存在许多疑点——确凿可信的文献根据实在太少!说来说去，无非李《序》范《碑》所载李白先人曾定居西域其父迁蜀后才恢复李姓这麽一条，其余均属推论或猜想，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

近年竞立之新说，多属李唐宗室说。唯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力排众论，重申西域胡人说(《李白的出生地与家世》载《中国李白研究》90年下集)；虽然也是以五岁入蜀为前提并采取推理法，但我欣赏他这样一个观点，即李白出生于非汉族——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假设——无损于中国文学的光荣。唐代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既然许多大臣、名将都出身异族，甚至最高统治者高祖、太宗、高宗身上都至少有一半异族血统，如果李白出身异族或有异族血统而仍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自居，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不正说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凝聚力吗?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可以肯定的是，李白既全面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从他身上又可看出某些异族文化的影响；至于这些影响来自血流、长期寓居异域的家庭或自身出生并成长的环境——唐代蜀之绵州即属胡汉杂处之地——但可推测无法肯定。由于资料缺乏，李白家世恐怕也属于永远无法解开的千古之谜。

话说回来，无论李白是胡人之后，是混血儿，是非李姓汉人之后，是李唐宗室某支之后，都是他父母入蜀之后才把他生出来，这可是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

再谈开元十八年入京说。

李白后期有许多作品回忆往事，言及长安经历都只有天宝初入宫那一次；杜诗歌咏李白生平，入长安也只有天宝初一次；魏《序》、李《序》、范《碑》叙述李白生平，入长安也只有那一次。因此历来关于李白生平的记载，包括正史、稗官野史和研究著作，所说入京都只有天宝初一次。

稗山《李白两入长安辨》(载《中华文史论丛》62年第二集)率先对传统旧说发难，主要根据是若干  州、坊州及终南山诗，其所流露的情状与天宝初入宫前后不合；认为在此之前李白还到过长安一次，是由南阳起程，先隐居终南山，结识崔宗之、贺知章、玉真公主及卫尉张卿，后游   、坊，再返终南，然后取道黄河东归。稗山新说发表后，很长时间在学术界并没有反应。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采纳稗山二入说，但做了两条重要修正和补充，一是将一次入京时间提前到开元十八年，再是认为其与贺、崔等人结为八仙之游即在此次入京。第一条根据是：李白《与韩荆州》有云：“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王公大人(一作臣)，许与气义。”郭氏认为；

李白在三十岁时要“历抵卿相”与“王公大臣”交游，只有到西京去才有可能，这就肯定着：李白在三十岁时(裴注；开元十八年)断然去过一次西京。

这一论断绝对不能成立。按史，唐初沿隋制，仅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为宰相职，自太宗李世民设政事堂后，原任他职而参预政事堂议政者，即授予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平章国计、平章军国委事等衔，“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文献通考·职官三》)据岑仲勉考证，唐代同时宰相最多达十七人(《隋唐史·宰相制度之屡变》)。至于卿，九寺各有正卿一员少卿二员，共计二十七员，这还不算有衔无职之非正员卿。无论卿相，一经任职，即在降职、罢官、致仕之后，仍然可以卿相相称。王公(包括历朝世袭与赐封)和大臣，范围更广，数量更多。以上这些人，并非都住在长安，更不是长安以外就不能遇见；即使别处不易遇见，难道在洛阳也不易遇见吗?郭氏上述论断之轻率，是显而易见的。

郭氏第二条论断的根据是；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写苏晋，卒于开元二十二年。于是认为：

如果李白仅于天宝初年去过一次长安，苏晋何预“八仙之游”，前人多不解其故。今知李白曾两次去长安，“八仙之游”缔结于开元十八九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其实前人早注意到这点并且做出了解释，例如杜诗注家朱鹤龄就曾说：“《八仙歌》当是综括前后言之，非一时俱在长安也。”尤应注意的是，李《序》范《碑》所载八仙之游均在天宝初入宫之后，两文于八人均未全举，但都无有苏晋，范《碑》比杜诗又多个裴周南。可见“八仙”所指在唐时便有异说，而李白所预乃在天宝初则无疑。或曰：李《序》范《碑》之载也是根据杜诗。有此可能。然则杜诗所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虽不必实有其事，但明明说的供奉翰林身份，难道开元间李白就有这种身份吗?

尽管郭氏开元十八年入京说的两条理由都不成立，仍被学界多人采纳；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郁贤皓与安旗，他们二位都不但接受郭氏新说，又各有引据加以补充和发挥。郁氏补充主要有两条：一是根据李白《以诗代答元丹丘》中“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句，证知李白此次居长安共三年，不在天宝初(因为天宝初元丹丘也在长安)，而在开元十八年夏至二十年春(《李白丛考》，下同)；再是考证出《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乃开元十八年作于终南山，张卿即张说次子张  ，时任卫尉卿。安旗也做了两条补充：一是拓展郁说；认为此次进京除结识张  ，还见到了张说，“李白所谒卿相当即张氏父子”(《李白年谱》，下同)，并引《行路难》、《梁甫吟》云云，证明“又曾谒其他王公大臣”；再是据《叙旧游赠江阳宰陆调》等诗，认为李白干谒无成遂“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少年浪游……曾有北门之厄，与长安恶少发生冲突，寡不敌众，幸为友人陆调救出。”上述郁、安二位之补充发挥共计四条，同样没有一条能成立。

一、关于“三见秦草绿”。兹将该句上下引出：

开缄方一笑，乃是故人传。故人深相勖，忆我劳心曲。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置书双袂间，引领不暂闲。长望杳难见，浮云横远山。

从用韵和章法上看，“故人”以下四句都是指对方(元丹丘)，“置书”以下四句才是说的诗人自己；将“三见秦草绿”作为李白开元间在长安住了三年的证据。显然是出于对诗意的误解。1987年我在成都李白讨论会上曾谈过这个看法。李清渊、杨明也持有这个看法并已发表文章(见《天府新论》88年3期及《李白学刊》第一辑）。

二、关于《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郁氏据张九龄《张公(说)墓志铭序》载“次曰  ，驸马都尉、卫尉卿”，证明“张  在开元十八年时已经是卫尉卿”(按该《墓序》作于开元二十年八月，郁氏未加说明)。但据李清渊《李白苦雨诗别考》(载《文学遗产》92年6期)，张所任卫尉卿非正员，乃是因为当了驸马而除授之三品员外官，可信，然则李白所交既可能是时任正员卫尉卿之张某，也可能是别一员外置同正员之张某，未必就是张  ；即使就是张   ，其所撰《驸马都尉豆卢建碑》立于天宝三载七月，署衔仍为“卫尉卿驸马都尉”，怎能肯定李白赠诗必在开元十八年?又据李清渊考证，开元二十九年以前终南山不可能有玉真别馆。所谓终南山玉真别馆，窃疑出于后世附会。按唐文献，玉真公主常居之所，除长安之玉真观外，便是洛阳以北王屋山之灵都观(详见蔡玮《张尊师探玄碑》及《玉真公主祥应记》，二文均撰于天宝二年)，别无他载。要之，郁氏所说李白开元十八年在终南山赠诗张  ，经检核时、地、人均无确据。

三、关于入长安谒见张说及王公大臣。谒张说纯属无稽之说，可不必论。干谒王公大臣，根据则为“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其二)云云。问题是，将这些作品改系于此期，便是以开元十八年入京为前提，怎能又将其作为十八年入京的根据?且不提《行路难》等不可能作于这时期(详后)，上述论证方法在逻辑上就是不通的。

四、关于在长安与市井恶少浪游与北门厄。安氏根据为《行路难》其二“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及《叙旧游赠江阳宰陆调》：“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我昔斗鸡徒，连延武陵豪。邀遮相组织，呵赫来煎熬。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首先，《行路难》其二云云，那是天宝初年的事，他说他在长安没有出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是因为耻于与那些斗鸡赌狗之徒(喻指幸进邀宠之宫延权贵)为伍。“羞逐”谓耻于追随，不是说羞羞搭搭地追随。《赠陆调》中“我昔斗鸡徒”一句(此句疑有误，宋本即有异文)，则须联系下文来理解，“连延五陵豪”及“邀遮相组织，呵赫来煎熬”者，斗鸡之徒也，而李白乃是受害者，否则“北门厄”便没了着落。更为关键的是，此事发生在洛阳，不在长安!“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二句即足以证。黄锡琏《李太白年谱》将“北门之厄”系于天宝十一载固然无据，指出这事发生在洛阳却无误，汉魏以降诗文中“京洛”均指洛阳。别无他解。“五陵豪”乃指有皇室背景之豪门，这种人洛阳有的是。“宪台”即御史台，洛阳也是有的，见《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东都留台》。安旗等人不但误解诗意，一把时间和地点也搞错了。

郭氏开元十八年入京说，经郁、安二位补充愈来愈具体，不少人已将其视为定论，但事情的发展尚未结束。最近见到许嘉甫《李白北门遭厄考述》(载《祁连学刊》91年4期)，不但完全肯定开元十八年进京，尝隐居终南，在长安“一度沦为斗鸡之徒”(此将安旗之说明确化)，又进一步认定“太白为斗鸡杀人而遭北门之厄”，并考证出所杀之人乃王毛仲手下之“羽林豪奴”。兹引文中一段：

   ……可能是由斗鸡输赢的争执而升级为剑术高低的较量，也许还逼他立下了生死文书……一对一的较量就此开场。但羽林豪奴是一伙赢得起输不起的泼皮无赖，连连败阵的几个家伙便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只有杀出一条生路来。谁知剑光闪处，豪奴倒毙，初试锋芒，是“手刃数人”!众豪奴包围堵截，呐喊壮胆，一时甚器尘上，却不敢上前送死了。加上路人围观，水泄不通，诗侠被围在中心，插翅难飞……正当千钧一发之际，其挚友陆调引来御史台捕捉，将他作为肇事者带走，寄系于台狱。这实出于陆调氏的调虎离山计，将太白送进台狱，乃是一种保护性措施。

以下还有许多精彩“考述”不再一一引录。该文结束时说；

他在进京时就拜谒过当时的宰相张说，向他求汲。可惜张说当时病重，并在年底就死了。虽说他已嘱咐儿子张均、张  接待太白，但张氏兄弟正在服丧期间，无暇顾及，太白因此受到冷遇。次年，北门风波又引起议论，几乎满城风雨，张氏兄弟恐怕也不好为他说项，推荐之事可能因此告吹。论者皆据魏颢《集序》进谗乃天宝间事，断非时也。太白一入长安之不遇，盖以北门遭厄而失机缘耳。

入京谒见张说、沦为斗鸡之徒以及长安北门遭厄，皆发挥安旗之说，又加上杀人、坐牢等情节：皆言之凿凿，如亲临其境。最妙的是，作者断定张  进谗也在开元入京期间，是魏颢把时间搞错了!然而如您所说，张氏兄弟一则以服丧“无暇顾及”。继而以太白斗鸡杀人“不好为他说项”；太白失却机缘咎由自取，张  何谗之有

开元十八年入京说，由郭洙若到郁贤皓、安旗，再到许嘉甫，愈说愈具体，愈离奇。如上所举，其主要论据无不是出于对李白诗文及有关文献之误解、附会与臆测，只不过后来者居上，胆子愈来愈大，想像力愈来愈丰富罢了。令人想起命力士脱靴之类，当年大概也经过这麽个过程，以至弄假成真，载入正史的罢。

不过，话说回来，当初稗山对詹   系年提出质疑，并不是没道理的。他认为除天宝初由南陵奉诏入京之外，李白还到过长安一次，“因缺乏直接资料，尚难确指，但还是可以作出一些间接的推断”，承认开元二十六年入京仅为“间接的推断”，比起其后郭沫若等人的武断来，要审慎得多。要之詹氏对某些关内诗之系年有误已经稗山指出，但如何作出新的解释那又是另一个问题。可能别有一次关内之行。也可能由南陵入京但为求仕并非应诏，在关内经过一番曲折然后才在某处应诏入宫。这也是个谜，迄今尚无人把它解开，做出一种既能自圆其说又令人信服的解释。

问题关键在于，除了天宝初那一次，所有关于李白还曾到过长安的新说，都是根据长安周围——主要是  州、坊州和终南山——作品做出的推测。既已到终南山，难道会不进长安吗？逻辑上可以这样推测，但谁也没有举出李白在长安进行过什么活动的确凿证据。如上所述，开元十八九年结成八仙之游、结识张说父子、长安北门之厄以及豪奴命案云云，均属推测与想像，有的则出于对诗意的误解，没有哪一条是站得住的。至少可以肯定：无论李白几入长安，其进宫廷仅天宝初一次，有事迹可考者亦仅此一次，在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从而对其后思想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亦仅此一次。最要命的是，无视上述基本事实，仅根据不能成立的假说，便将一系列忧愤深广的抒情名篇由天宝改系于开元，其随意性有时达到惊人的地步；如将《行路难》其一系于开元十九年冬令，理由就是诗中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那么紧接着的“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又如何交待?你们不是惯于比兴言诗吗?这就是比兴啊!如此不可信据之系年居然也得到某些人认可，这便是误把传奇当史实产生的结果。